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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是清白的
华尔街电讯WWW.WSWIRE.COM ( 日期:2005-07-25 16:43)


  这是一起震动江苏省全省上下的案件,不仅因为涉案人员身份的显赫——原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体改委主任李三元(正厅级)及数位体改委副主任,而且牵扯的范围囊括江苏省庞大上市公司群的近一半。自2001年3月有关此案的传言初起,至当年6月30日由省检察院正式批捕部分涉案人员,各类虚虚实实的流言更是甚嚣尘上。
  
  谜底的初步揭开,还是在今年莺飞草长的江南3月: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李三元及配偶张静华有期徒刑11年、7年,其他涉案人员包括原体改委副主任李士杰(副厅级)、原省证管办副主任张射(正处级)等。
  
  现年62岁的李三元原为江苏省委委员,1990年出任省冶金工业厅厅长,1993年6月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1994年9月兼任省体改委主任,1996年6月又兼任省证管办主任,2000年5月20日退休。其配偶张静华为李三元大学同学,省钢材加工公司退休职工。
  
  2002年4月1日,又一位原体改委官员谢露夏被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谢曾担任体改委副处级干部,后调至省证管办工作,1999年7月任证监会南京特派办上市公司监管处调研员,近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据悉,原体改委另一副主任阎怀民(正厅级)近期亦将被提起公诉。引用一些南京市民的话说,该案件几乎将原省体改委官员“一网打尽”。
  
  小天鹅“破题”
  
  案件起因要追溯到2000年中期湖北省数起上市公司“股票贿赂案”,尤其是黄石康赛使包括前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在内的数位部级官员“中箭落马”——此案被人称之为“康赛现象”。其后,中纪委要求各省严格查处类似问题,李三元系列案在此背景下逐渐浮出。
  
  省政府一位官员介绍,当时的江苏省纪委书记为曹克明,这也是该案得以迅速暴露的一个重要原因。曹曾以查处“邓彬非法集资案”而名动国内,以铁腕著称。得到中纪委精神后,曹克明短时间内即在无锡上市公司——小天鹅(000418)找到突破口。
  
  2001年6月29日省检察院提交省人大的《关于提请许可逮捕李三元的报告》附件《李三元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的主要情况》中有明确的文字说明:1997年3月,小天鹅申请发行股票,时任省体改委主任的李三元同意该公司股票上市,并为股票的发行、上市提供支持、帮助。
  
  为感谢李三元,小天鹅公司总经理朱德坤、副总经理毛素洁等人研究决定给李三元购买1万股小天鹅职工内部股(此时每股股价为人民币12.24元),并告知李三元,李推辞不要。1997年下半年,小天鹅职工内部股上市交易,每股售价已达人民币23.48元。朱德坤、毛素洁等人商量,尽管李三元没有出资购买股票,但李为小天鹅股票上市做出过贡献,决定仍然送给李1万股的溢价款人民币11.24万元。1998年,毛素洁在南京中心大酒店,约李三元妻子张静华到其客房,将11.24万元人民币现金送给张,张收受11.24万元后告诉了李三元。以上事实由犯罪嫌疑人李三元、张静华供述;及朱德坤、毛素洁、张射等人证言。
  
  有参与办案的知情人透露,在对小天鹅查处力度愈来愈大之时,毛素洁曾致电张静华:“公司要生存,我们也只好如此。”次日,李三元夫妇即遭逮捕。而此前,张静华担心日后事发,曾采取过补救措施。据毛素洁证实:“1999年清明,李三元夫妇到无锡,吃饭时,张说此款算是向我借的,半个月后,张来无锡把借条给我,后借条被我弄丢。本月(2001年5月)中、下旬查股票,朱总(朱德坤)让我给李打招呼,电话里张仍坚持说钱是借的。”
  
  始于小天鹅的顺利“突破”,一张似乎牢固的网被逐渐扯开。据司法机关调查,1998年春节至2000年3月,李三元为上海国泰证券公司(现国泰君安)成为江苏一些上市公司的主承销商提供方便,先后收受国泰证券汪家瑞(现国泰君安风险控制办主任)贿赂计104000元。
  
  汪家瑞的证言证实,1997年汪任国泰发行一部总经理,经江苏省政府同意,1997、1998年国泰证券分别成为法尔胜(000890)、永鼎光缆(600105)主承销商。1998年底,公司为感谢李三元对国泰证券的帮助,决定送李10万元。1999年春节期间,汪与公司职员王东到李三元家,将10万元交与张静华,张当时说就算向其借的,并打了借条。该说法得到了当时国泰证券副总经理王益民(现国泰君安监事会主席)的证实:“汪家瑞和王东向我提出给李三元送10万元钱,我同意了。之所以送钱,是为对其表示感激,因为公司在江苏开展业务过程中,和李打交道较多,李把业务给我们做,没有采取歧视政策。”
  
江苏省反贪局在李三元案发后,扣押、冻结其家庭资产137.8万元,其中认定李氏夫妇非法所得为28.3万元。而在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中,有许多是一些公司所谓的“顾问费”,如江苏天工集团1999年7月至2001年4月,聘请张静华为公司顾问,发给张“顾问费”11万元;2000年9月,又聘请李三元为公司独立董事,至2001年3月发给李“顾问费”7万元;江苏大亚集团董事长陈兴康于2000年7月聘请李为公司战略发展研究室总监,至2001年4月发给其“顾问费”5万元等。
  
  小天鹅的“破题”,不仅牵出李氏夫妇,省体改委原副主任李士杰、省证管办原副主任,后辞职经商任上海开达生命科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射及谢露夏几乎在同时落网。如谢露夏2001年6月5日被监视居住,6月27日被刑事拘留,7月9日逮捕。据案件相关人员介绍,李士杰收受小天鹅贿赂金额与李三元相同,张射则为20多万元,案发后,在张射住所搜查出财产达数千万元。
  
  上市公司的“行贿冲动”
  
  李三元系列案中,一个特别为人关注的地方,就是充当行贿者角色的几乎全部为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及证券行业从业机构。2001年3月以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实行的股票上市指标额度制,这使得亟欲上市的公司与过去的体改委、证管办等政府机关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依附关系,“康赛现象”是最好的标本,李三元案是又一注脚。
  
  负责办案的司法机关介绍,1999年春节前一天,江苏阳光集团(600220)副总经理陈丽芬与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郁丰前往李三元家拜年时,将装有1万元的信封送与李;1999年底,在江阴市阳光大厦,陈丽芬将2000元送给李氏夫妇;同样是1999年底,陈得知李三元要搬家,遂指示郁丰购买一台价值3700元的海尔冰箱送与李家;2000年春节,阳光集团财务科长王玉成至南京将2000元现金送给李三元。
  
  1998、1999年春节,无锡威孚高科(000581)董事长许良飞、秘书刘永林为感谢李三元对其公司股票上市提供的帮助,在无锡以给李的儿子压岁钱名义,先后两次送给李氏夫妇4000元。据许良飞说,“1997年公司申请A股上市,没有成功,工程急需资金,送钱给他是想请他帮忙。1998年A股上市成功,出于感激,我们也该有所表示。”
  
  参与送礼行动的公司名单上,还有江淮动力、无锡红豆集团、泰州市扬子江制药公司、丹阳大亚集团(000910)、江阴市兴澄钢铁集团(000700)、南京中商(600280)、南钢股份(600282)、南通江山农药公司(600389)等,其中,有数家公司辩称公司送礼为“礼尚往来”,法院未予认定。
  
  谢露夏案几乎拷贝了李三元案的所有场景。据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判决书显示,1993年至2001年2月间,谢露夏利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职务之便,非法收取江苏雅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振华等12家单位的13人15.8万元人民币、500美圆及价值人民币1.4万元的空调一台,已构成受贿罪。
  
  据鼓楼区检察院人员介绍,1998年春节前,谢露夏在其住所收受兴澄钢铁公司副总经理杨兴芬送的价值2万元的上海浦发行礼仪存单。杨兴芬证实,在兴澄股份申报有关股份制试点材料过程中认识了谢露夏,公司申报股票上市材料时,多次找过当时在省证管办工作的谢。为感谢谢露夏在公司股票上市中做的工作,同时希望在公司上市后的监管中得到谢的继续关照,才给谢送的礼。
  
  2000年6月,谢露夏在南京山水大酒店,收取法尔胜公司董事长周建松人民币2万元。周建松反映,法尔胜集团公司的改制、上市要经过省体改委、证管办的审批,上市后要接受证管办的监督。在该公司上市过程中,谢指导和帮助公司的有关人员开展工作,包括上市前的审查、上市材料的审核、转报等。所送2万元是从公司董事长奖励基金中支付。
  
  同样的原因,1997年夏和2001年春节期间,谢还分4次接受大亚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华和党委副书记李照年人民币4万元。此外,远东实业股份公司(000681)董事长李晓东、五菱柴油股份公司(900950)董事长吴中达、阳光集团财务科长王玉成和董事会秘书陈浩、综艺股份(600770)副总经理季风华、凯诺股份(600389)董事长叶蕙丽、苏州亨通集团总裁助理姚央毛等分别送与2.5万元至3000元不等。
  
  这的确是一张庞大的网络。
  
  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对记者感叹,李三元平常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生活也不奢靡,谢露夏业务水平很高,经常外出讲课,这次还是栽在经济问题上,可惜。
  
  余波未了
  
  一审判决后,谢露夏即刻提出上诉要求。在谢手写的上诉材料中,谢露夏为自己进行了申辩:“1991年3月至1996年9月,我作为省体改委生产体制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虽参与了许多公司的改制工作,但仅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当时有一个小组审核公司改制材料,除体改委的处长和我们外,还有省人行、省国资局有关领导。我负责起草文字,后处长、省人行、省国资局签字。
  
  “1996年6月至1998年8月,我调任省证管办。当时省内的新股上市由‘省政府新股发行领导小组’直接负责。1999年7月1日,证监会南京特派办挂牌,证监会任命了正、副主任,其他人员一律接受考察。” 对数起法院认定的受贿行为,谢亦进行了辩解,如其中的综艺股份一事:“公司的上市材料是体改委开会研究后,内部分工操作,我拟稿,处长、主任签字。”在谢露夏看来,企业领导人给自己的送礼行为,应当定性为朋友间的“礼尚往来”。
  
  李三元系列案目前并未完结,据相关人员介绍,接下来李士杰、张射即将被法院宣判,而阎怀民案情则更为复杂,有知情人士透露,阎曾从一证券期货公司借款3000万元,开设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阎的行为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关注。在谢露夏的检举材料中,还有许多秘而不宣的材料,如某公司价值500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神秘失踪、某公司上市前虚增股本700股等,其中任何一条若被证实,均将引发市场巨大震荡。
  
  额度制废除以后
  
  从表面看,这一系列行为似乎是当事人双方“利益交换”,即代表申请上市企业一方的企业家,靠“企业卖身”来换取代表国家行使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权的官员手中握有的指标和额度。但股份制专家刘纪鹏认为,“之前的康赛案以及这起李三元系列案,从本质上看,是新旧两种体制转轨时期既特有又普遍存在的寻租现象,即以审批经济为特点的旧的计划体制,和以追求竞争为目标的新的市场经济,既相互碰撞又相互混同的典型现象。”
  
  去年才被废除的股票上市指标额度制,不仅是证券市场产生层层腐败的温床,而且是风险累积的最重要原因。额度制带来腐败现象的同时,也将风险和隐患交与千万投资者,引爆这些埋藏已久的“地雷”,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个10年以追求规模和总量为特征,以行政审批为手段,必然遗留若干问题和来自上市公司质量的风险隐患。曾多次参与企业改制的刘纪鹏对此感触颇深:“由于额度制,一些企业通过不正常手段伪装上市:康赛公司把定向募集来的内部职工股作为拉关系的手段以获得审批的通过,东方锅炉借向握有行政审批权的领导行贿,当事人乘机捞一把,蓝田居然居然伪造政府批文。江苏此次案件的暴露,虽然现在只是处理了一批官员,但涉及其中的许多上市公司将来肯定无法回避已经逐渐暴露问题。”
  
  2001年3月,以用友软件发行为标志,实施了10多年的额度制终于被核准制所取代。核准制在国际上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美国。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要求申请上市的公司真实披露企业情况,如经营范围、盈利水平等,而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只对其真实性严格审核,不对其他做出任何实质性判断。
  
  但目前我国实行的审核制模式却有变异,两个新名词相继出现——发审会及通道制,发审会常常被视为政府的权利机构,有一锤定音的功能,通道制则事关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刘纪鹏自问:“目前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过去额度制下的寻租,会不会由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而过渡到一部分中介机构参与?” 李三元系列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证券市场前一个10年寻租模式的简单重复,但愿这是个真正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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